12月17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财通汇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202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会上表示，要中期实现资源跨期最优，就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扩内需到底是以扩投资为主，还是以扩消费为主？他指出，希望在消费和投资两端形成相契合的刺激政策的方案。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具体来看，方案要点如下：
第一，保市场主体是稳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前提，2023年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和补贴必须加大力度。
第二，稳房地产是稳定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抓手。大量消费围绕着房地产，如装修、家居、耐用品。稳房地产是稳定消费和稳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这个基础，目前一系列的政策还不足，特别是在稳定投资上。因此，目前稳房地产投资，必须启动政府端的，尤其在保障性住房方面进行启动。同时启动与保障性住房投资相关联的消费类刺激政策，对于我们12年一个周期的住房改造、装修改造进行补贴。
第三，针对农民工工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建立专项就业基金，投资一批专门的分类的以工代赈的项目，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目前这个问题是我们消费的一个最大难题，如果有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和年轻人失业，不仅社会问题很严重，同时消费问题也很难启动。因为他们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人群。如果建立以动代赈的项目，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同时也能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过度在一些产业项目上投资，可能会产生一些烂尾效应。
第四，要寻找在人力资本投资和扩消费之间的相契合的方案，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加大对大学生的贷款，加大对博士生的生活补贴。我们目前要真正加大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加大卡脖子问题解决的力度，不仅仅要在产业端发力，同时要在高端人才培养上发力。而高端人才培养的发力上，必须要使博士生有尊严的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刘元春：谢谢，很高兴参加本届的《财经》年会。
前面几位嘉宾已经谈了很多很重要的话题，这两天大家热议的毫无疑问是12月14日和16日所出台的扩内需战略以及经济工作会议里面所出台的几大政策。这些政策里很重要的一个聚焦到目前内需下滑的现实状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相关的部门已经高度重视。
在政策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三个月左右的疫情爆发，必定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生产体系、交换体系的一些问题。从而导致我们必须要适应，所以2023年所面临的压力是超常的。我们需要在超常的政策上做一些文章。昨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也对目前的形势做了非常明确的研判，我认为，这些研判代表了目前政策的方向。
采取超常的扩张政策已经形成共识。比如发行特别国债+3.0%以上赤字率支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从12月份发行的7500亿特别国债，明年我们会看到，在常态化状态里，虽然对于经济有一个很重要的托举作用，但是过去几年经济以及政策的空间，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因此在这样的状况里，需要我们在这方面有所动作。
第二个共识是采取结构性宽松和总量稳健的方式支持稳健货币政策精准有力。首先精准肯定在结构上进行宽松，目前明确了三大领域要进行精准加力。有力很重要的主要体现在总量上，当然总量的内涵依然在稳健的范畴之内。这祭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链与名义GDP增长速度相一致，2023年如果GDP增长速度设定在5.5%左右，而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达到7.5%，比今年的名义GDP高1.5%。也就是说，明年可以预期的是M2将会达到11.5%左右的水平，这个水平对于支持流动性是比较充分的。
加大重点产业建设和布局，保证产业政策兼顾安全与发展。
加大对于科技的投入，尤其是研发投入强度保证聚焦自立自强。
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重大冲击以筑牢民生防线。
这些政策都会产生多目标与有限财力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很重要的问题，在疫情政策按照“新十条”进行放开之后，是不是疫情冲击就消失了？从欧美和东亚的经验来看，疫情的冲击依然是存在的，并且是影响经济的一个核心主体要素。
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的这波低迷状态，尤其是大家所预测的明年GDP增长幅度有可能下降一个多百分点，陷入到新一轮萧条的状态。到底是明年一年，还是周期性、阶段性的现象，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两个现象就确定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应对的各种外生冲击是一个大时代所产生的，而不是以往常规性周期所产生的，它是趋势性、周期性、结构性和各种外生力量叠加的产物，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应对未来冲击的时候必须要保证可持续的财政力量和相应的政策空间。当然，还有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我们必须要思考。
同时，我们也知道，之所以提出扩大内需战略，而不是简单的采取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很重要的一个未来在扩内需、扩消费，特别是扩消费上的一些政策，不是简单的在下行周期时扩大，在上行周期的时候缩小，相反它是跨越周期的，将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内需占GDP的比重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结构性变化的效应。要产生这种效应，在政策上、在财政上，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因此，我们要中期实现资源的跨期最优，就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扩内需到底是以扩投资为主，还是以扩消费为主？这个问题已经争论很久，很重要的我们的选择在于，第一，是不是将所有的政策空间在今年用完，刚才得出的结论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从一个中期的角度思考政策空间。第二，有限的财力是按照过去既往的模式走下去，以投资为主，还是借鉴欧美的刺激政策，以消费刺激为主？我们会看到一些公共支持政策，很多自媒体上认为，我们必须向欧美学习，刺激老百姓(603883)的消费。但大家肯定也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模式在短期里可能效果很好，但在中期里就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如何进行决策？需要我们进行一些评估，消费刺激政策的优势和短板到底是什么？从经济学基本原理来讲，消费刺激的短板就是容易引起消费替代和置换，无论是结构性消费刺激政策，还是总量性的消费刺激政策，都容易引发公平的问题。比如有人设计每个月向每个人发1000美元来刺激消费，这就是全民收入政策。这种政策是不是会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是不是更会妨碍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美国、欧洲这些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退出市场，不工作，就靠吃补贴，导致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从而导致啊在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通货膨胀还高企。因此，消费刺激必须建立在政策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因为刺激带来巨大的债务或出现超级通货膨胀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在2020年左右大讨论的现代货币理论的问题，目前全球证明了这个方案是存在问题的。
消费刺激有一个前提条件，市场主体的稳定，不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普惠制的消费往往可以加快提振信心，不会引起产能过剩等后遗症。投资刺激的拉动和乘数效应更强烈，投资政策需要在政治、政府、产业、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一致行动。投资在保市场主体上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投资需要政府持续投入，很可能因为投资失败产生烂尾效应，导致政府债务压力加剧。更重要的是，投资当期是需求，但下一个投资时期就演化为供给，过度投资不仅为引发债务问题，还会引发供给过剩的问题，导致动态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目前所确定的一些政策调整上，在投资和消费上做一个决策。
当然，我想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案是，希望在消费和投资两端形成一个相契合的刺激政策的方案，这个相契合的方案的要点是什么呢？
第一，保市场主体是一个稳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前提，2023年对于中小企业的支持和补贴必须加大力度。
第二，稳房地产是稳定消费和稳投资的一个核心抓手。我们大量的消费是围绕着房地产的，比如装修、家居、耐用品。11月份，这些参数都出现了深度下滑，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达到了20%多，在目前低迷的情况下。因此，对于稳房地产是稳定消费和稳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这个基础，目前一系列的政策还不足，特别是在稳定投资上，我们要等房地产市场自我调整，市场型的投资能够止跌，那时中国经济的状况就可能很糟糕。因此，目前稳房地产投资，必须启动政府端的，尤其在保障性住房方面进行启动。同时启动与保障性住房投资相关联的消费类刺激政策，对于我们12年一个周期的住房改造、装修改造进行补贴。
第三，针对农民工工业和大学生就业问题，建立专项就业基金，投资一批专门的分类的以工代赈的项目，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目前这个问题是我们消费的一个最大难题，如果有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和年轻人失业，不仅社会问题很严重，同时消费问题也很难启动，因为他们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人群。如果建立以动代赈的项目，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同时也能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过度在一些产业项目上投资，可能会产生一些烂尾效应。
第四，我们要寻找在人力资本投资和扩消费之间的相契合的方案，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加大对大学生的贷款，加大对博士生的生活补贴。我前阵子发表了一个相关的言论，引起社会上广泛的讨论，的确说明我们目前要真正加大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加大卡脖子问题解决的力度，不仅仅要在产业端发力，同时要在高端人才培养上发力。而高端人才培养的发力上，必须要使博士生有尊严的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同时，我们在落实12月14号国家所出台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上，要进行进一步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尤其在消费与投资相契合的项目上进行重点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就消费说消费，把消费和投资进行割裂的思考。这样我们就能够将有限的财力放在刀刃上，使我们未来的经济持续复苏，高质量发展走向一个正确的康庄大道。
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大批评，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全会二的主持人和各位发言嘉宾。
